逝去的青春

1966年6月初，我正准备毕业考试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刮起来，搅乱了校园的宁静，打破了所有在校中学生升学和就业的梦想，从而也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轨迹。

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知名的重点学校。从小就当班干部的我很快就发现，自己已被划在了革命队伍圈外，原因是我的出身不好。在围城外边，我目睹了一些行为极端的红卫兵小将忙碌的抄家活动。我的家也在被抄之列。不甘寂寞而又未涉世事的我岂肯在这火热的年代里无所作为，我就和几个同学合伙办小报，我们反对打砸抢和文攻武卫，期盼文革早日结束。

1969年5月，作为长子的我为了让弟妹留城，免遭下乡之苦，我离开了校门，告别了家人和朋友到广袤的农村插队，一下子就失去了吃商品粮的资格，还成了接受再教育的对象。大势所趋，我毫无选择地被送到了内蒙古大草原。

农民是最讲实惠的，他们可以同情你细皮嫩肉，远离亲人故土，也可以打探你的家庭和社会关系，有选择地和你交朋友，但决不会因为你是知识青年就多给你加两个工分。我们男知青被划为老妇女劳力一个档次，女知青则只能当半拉子劳力。当然，我们也不放弃显示我们优势的机会。一到文艺汇演的时候，我不但可以拿出好节目上台，还能担起辅导员的重任。

我们可以用挂面和最新式样的主席像章与当地人交流感情。我这个当知青户长的有时还可以平起平坐和地方干部讲政策，谈条件，为知青伙伴争利益。就这样，我还真的结交了许多农民朋友。

生活的艰辛，使我对现实有了初步的理解。我知道，自己已经踏上了坎坷的人生之路。世态炎凉，岂能只凭一腔热血处之。在此后的三十多年的岁月里，无论是当农民、当工人还是当干部，我都尽力保持着一种平常的心态。三十多年朝夕与共，我亲眼目睹了内蒙古的建设与发展的历程。

如今曾经插队的地方已经成了我难以割舍的第二故乡。这里有我的爱恋与恨怨，有我的心血与汗水，这里有我的一切。而且我深信，这里还会有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。

同我一样，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，老三届中的大多数基本上奋斗于社会的最基层，喘息于城乡、工农、脑体三大差别的下风口。但是我还要庆幸这段特殊的经历。是历史把老三届造就成了第一批“有文化的劳动者”。经过物竟天择、适者生存环境的磨砺和考验之后，我的人生态度也变得更加坦然。

当年随大潮下乡的知青已陆续回城，留在那里的已是寥若星辰。虽然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在我们身上正悄然逝去，但是我仍然坚信，有文革和当知青这两杯苦酒垫底，在今后的岁月里，无论处境高下，流落何方，再遇上什么样的苦酒我也能对付。比起那些在父母卵翼下乃至权势庇护下平步青云实现理想的幸运者，我是显得逊色些，但我可以无愧无悔地向世人宣告：“自己的路我自己走！”